公共场域中的女性声音：承认、权力、乌托邦
—— 读玛丽·比尔德之《女性与权力》

一、女性发声：中西方的古今故事

回溯人类历史，越来越多女性的声音“浮出历史地表”，不过是眼前百余年之事，相较而言，是几千年来女性长期蜷伏于历史地心的缄默与被言说。在当下现代文明社会，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声究竟是何种状况？英国学者玛丽·比尔德的著作《女性与权力》基于西方语境给出了一个勾连古今的解答。在介绍这本书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中国地方场域中的一个当代女性发声故事——杨笠脱口秀商业代言遭遇抵抗风波。

脱口秀被称作是“冒犯的艺术”，因为调侃男性成功出圈的脱口秀艺人杨笠也为此激怒了一些男性。2021年3月18日，其代言的英特尔电脑在微博官宣，官宣的文案依然和两性关系有关，其中一句是：“英特尔的眼光太高了，比我挑对象的眼光都高。”官宣出后，不少网友对英特尔产品进行抵制，有网友表示，英特尔得罪了一个大部分可以自己动手装机的男性群体而去讨好连CPU和GPU都分不清的群体。随后，尽管英特尔一边宣称这种情况并非我们的预期，多元、包容是英特尔文化的重要部分，一边撤下了与杨笠相关的宣传海报。

而这已不是杨笠第一次因为代言激怒男性用户。透过这些事件可以看到女性发声在当下存在的边界与风险，尽管中国的女性与西方一些国家的女性一样有许多值得庆祝的事情，譬如在现代化浪潮中，男女平等逐渐成为社会文明理念，写入宪法，并逐渐实现了女性的生存权、教育权和工作权，女性就业人数日益增加，女性教育程度、经济能力及社会地位也较大提升，日常工作与生活中的性别不平等及其议题也逐渐得到社会关注和重视，基于新媒体赋权，越来越多的女性开拓出网络表达空间，围绕性别歧视、性骚扰、厌女症、荡妇羞辱等议题展开了挑战主流社会性别话语中的权力关系、重新书写性别规范的在线话语行动，真正的平等却还远未到来。细致考察女性在公共领域的发声状况，会发现依旧存在大量的无声者以及话语行动所面临的多变处境与突显的言论边界。而这并非特例，环球同此凉热，关注女性生存状态的玛丽·比尔德基于其所观察的当代西方女性处境指出：“女性即使在没有被噤声的时候也仍然需要为发表言论付出高昂代价”。

如何理解女性的这种处境，玛丽·比尔德的《女性与权力》即致力于从文化叙事的角度探析将女性排除在公共领域发声与权力之外的深层文化结构，以及“这种状况背后存在一个长长的故事。”在玛丽·比尔德看来，“西方文化在‘让女性闭嘴’这件事上，已经有了几千年的经验。”而她要对此做一个历时性的审视和梳理。其开篇追溯到了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经典的“让女性闭嘴”一幕，并力图探讨这一渊源与当代文化和政治诸领域——从议会的前座到工作车间——中某些女性的声音无法被公众听到的方式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荷马史诗《奥德赛》讲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奥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罗珀自私人起居所行至楼下大厅，发现一个吟游诗人正为她的一大群求婚者表演，歌唱内容是希腊英雄们归家之路上遇到的重重磨难，她对此有些不悦，就当众请诗人改唱一首更为欢快的歌谣。而就在这个时刻，其乳臭未干的儿子特拉马库斯训斥她：“母亲”，“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去，纺纱织布才是你分内之事……”、“讲话是男人的事情，所有男人中又以我为最，因为此刻的一家之主是我，我掌握着整个家庭的权力。”于是佩涅罗珀顺从而离开大厅，回到楼上。

玛丽·比尔德对此评述认为，这一颇显荒诞之感的一幕显示出西方文化最初书写证据出现之时，女性声音就被排除在公共领域之外。不仅如此，在荷马叙事里，一个男人成长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学会掌控公共场合的言说，并阻止女性发声。与女性之“失语”相对照的是，公开发言和实践讲演术这些成为专属于男性的活动和技能，“男性”这一性别身份通过它们得到定义。在其追溯中，数千年来内在于西方文化中的故事（从特拉马库斯训斥佩涅罗珀到美杜莎的斩首）力图定义女性、使她们沉默或削弱其话语分量，建构出为言说赋予性别，并将其理论化的传统。尽管现代政治体系已颠覆了许多古代的性别定见，今天人们直接或更经常是间接地承袭着这个传统，这在当代“网络喷子”问题中，以及网络所承载和传播的敌意中俯拾可见，如认为男性阳刚，掌管智慧与理性，女性则是情感和阴柔的动物，与女性尖细声音相比，浑厚低沉之男性声音天然蕴涵权威性。

回看中国的社会生活，这也并不鲜见，诸如“夫唱妇随”、“男主外，女主内”、“男人四十一朵花，女人四十豆腐渣”，似乎同样随着年龄衰老，男性面孔代表成熟睿智，而女人成为“黄脸婆”、“过期货”。即如玛丽·比尔德指出的，“这些态度、假定和偏见在我们的思维里已经根深蒂固。它们并不存在于我们的大脑中（没有任何神经生物学证据表明我们会天然地认为低沉的声音比频率较高的声音更有权威性），而是存在于我们的文化、语言以及我们几千年的历史里。”

二、发声的伦理、政治学意义：话语、承认、权力

西方文化中绵延千年的这些男性中心建构的故事究竟起到什么影响？在玛丽·比尔德看来，话语措辞的重要性在于“它们构成和强化了一种社会沿袭下来的思维模式，它消解女性话语中的权威、力量，甚至是幽默感。这种模式有效地将女性的位置再次放回到家庭领域之内（人们通常只会就洗洗刷刷的家务活发出‘哀鸣’）；它让她们的言语显得无足轻重，或将其‘重新私有化’。” 这种话语模式限制了女性构建自己对事件的陈述，将女性置于公共领域权力空间之外。

此观点也为其他相关研究所呼应，莫尼分析指出，人类社会中母语的习得相当于动物世界的铭记，而性别则是随着母语之建立才初步形成的。在凯特·米利特关于性别革命的研究中，意识形态深刻影响一个人后天的性心理。卡西尔所言之人是符号和文化的生物在这一点上体现得淋漓极致。

正因为符号和话语参与型塑人，并贯穿人类社会生活，其具有重要的伦理学、政治学意义。即如福柯所言，“话语意味着一个社会团体依据某些成规将其意义传播于社会之中，以此确立其社会地位，并为其他团体所认识的过程。”说话既是一种权力，也是权利，在公共领域说话意味着被看见、听到，以及被承认。米德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揭示出人类主体同一性如何来自于主体间承认的经验。一个社会的自我总是在与他者的关系中实现的，其必须为他者所承认，才能获得其价值。个体在人类共同体中维持所有权，保证自我权利的承认，这就意味着个体被赋予了尊严。在黑格尔的哲学探讨中，经由公共讲话，“一个人特殊冲动的自然性质得到了根本上的承认和肯定，只有这种情感才允许他发展基本的自信，让他具有平等的权利，能够介入政治意志的形成过程。” 由此，公共生活是一切个体实现其尊严、价值和自由的机会。 “从根本上说，政治的平等是以自由讲话的平等权利为基础的。” 若是无法借助于发声揭示“我是谁”而被看见，则如同阿伦特在政治哲学的探讨中提出的，就意味着这个人不存在，“一种无言无行的生活，实际上就是在世间的死亡”。

但是，公共空间谁在发声，如何发声，从来都是在权力关系网络之中运作的。精英群体掌握了社会上更多的发声渠道，而弱者或底层历来是“沉默的大多数”，是历史洪流中的水滴和无声者。这其中，以男女两性群体来划分，尽管全球范围内不同地方之间存在差异，但是在普遍的父权制社会结构中，构建了男女二元对立的性别角色与社会地位，男性拥有话语权，即创造密码、附会意义之权，以男性经验为基础建构知识、真相，女性则多局囿于私人领域，被排斥于公共政治之外，成为历史文本中“不说话”“少说话”“说了也不被听到”的群体。在玛丽·比尔德该著作有关女性与权力的探讨中，对文学、神话等的文本分析就显示，西方历史的最早阶段，无论在现实、文化还是想象之中，女性和权力间都存在一种彻底的分离。男性建构出一个使女性失去力量的文化模板，迄今在发挥影响。诸多社会隐喻透射出这一症状，譬如女性得到机会去获得权力的隐喻“敲开大门”、“冲击壁垒”、“打破玻璃天花板”、“助她们一臂之力”都突显出女性如何身处权力领域之外的位置。

三、女性的策略：合界、分界与再架构

受限于父权社会所建构的古典传统和话语模式，女性又如何发声，并让自己被听见？在具体建议上，比尔德认为可以结合个体和群体、微观与宏观的分析视角，经由仔细审视某些“成功”的女性，发现她们成功背后所使用的策略和战术，进而由此找到让整个女性群体得以改变权力架构的策略。

一方面，玛丽·比尔德的研究发现许多女性采取了合界策略，即某种“雌雄同体”路线，通过有意识地模仿男性修辞的某些方面而获得权力。如中性着装，采用男性话语表达方式，甚至玛格丽特·撒切尔因其顾问团体认为她女性的尖细嗓音不够有权威感，曾专门做过声音训练，以让自己惯于以更低沉的声线讲话。通俗点说，就是一个强大的女性在公共场合中常常是“看上去颇像个男人”。

然而即如波伏娃所指出的，当女人亦步亦趋按照男性价值期望标准塑造自己，也就意味着女人成为男人的他者、第二性。其“视域大部分重叠在男性主流意识形态的阴影后”。玛丽·比尔德对于这一策略也并不满意，在其看来，“让女性假装成男性来分有男性的权力，或许是个短时间内便捷的法子，但并未触及问题的本质。” 因为“你无法将女性轻易置于一个已经被男性化编码的架构里，你必须改变架构本身。” 

可喜的是，玛丽·比尔德亦发现一些成功女性绝非亦步亦趋地模仿男性的言谈和行为方式，而是采用分界策略，将那些通常被用来削弱女性权力的符号象征转为自己所用，重新赋予意义。如玛格丽特·撒切尔充分地利用了她的手袋——这个在性别刻板印象中最为女性化的服饰配件，在她手上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展示政治魄力的动词。与之相似，美国金斯伯格大法官所在的最高法院之法袍设计偏男性化，其与另外一位女法官一起重新设计法袍，添加更适合女性的配饰，由此，这些特定的女性配饰成为专业能力的个性标记。事物之内涵及其意义构成了话语争夺的场域，坚持构建女性的符号象征，讲述女性故事及其体验，让其被看见和彰显，就有机会进入社会意义体系，解构原有的男权价值观念，进而打破固化的社会结构。

四、漫长的革命：承认和尊重差异的乌托邦

就像玛丽·比尔德强调的，“将女性始终排除在权力之外，都是巨大的不正义”。 被一些人视作是挑起性别对立、制造麻烦的女性话语行动是什么呢？不过是在维护和实践女性说话的权利。对于女性身份的探讨及其发声权利的捍卫，它并不指向个人或社群身份的自我封闭，而是力图以公民身份参与公共生活，让女性发声以及相伴随的权利诉求被承认，并且亦同步于对他人多元身份的认知和尊重。女性主义所倡导者从来是“人权”，而非“特权”，其致力于改变父权制结构，摆脱女性之“他者”与客体身份，让女性拥有与男性平等的机会与权利。即如戴锦华所声明的，“女性主义只不过是一种关于平等的诉求和表达，只是一种要求包容，要求接受差异，要求尊重差异的乌托邦冲动而已。我心目中的女性主义就是一种乌托邦，因为它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种尊重、接受差异，允许个体的差异作为最重要的人类生存依据而存在。”

而这种主体差异的接受，以及承认互动伙伴为“人”，也意味着男性之更充分认识自己，并把自己明确为一个“人”。因为在父权制结构中，男性身体与男性身份亦成为权力运作的对象和场所，成长过程中承受“男性气质”的负担和焦虑，且贬损女性，对女性的客体化，也意味着男性主体性的不完整。由此女性解放与男性解放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最终指向性别自由与平等、公平正义之人的生存乌托邦。

就像美国唱作人鲍勃·迪伦所吟唱的关于人类存在的终极思考，“一个人要走多久的路，才能被称为一个人？”追问性别平等这条路，亦并非康庄大道，而是曲折之途。回望近现代女性权利的认识和捍卫历程，中外皆然。终于写进宪法的男女平等从来不会就轻易实现，而是需要行动者在社会生活中为之持续发声。文化是个场域，主体之行动则是让结构与模式得以转变的核心，主体在行动中获得玛丽·比尔德所界定的“权力”，一种“产生效用”、为世界带来某种改变的能力，以及被认真对待的权利。为此，要召唤和坚持的是：辨认出女性的力量，讲述关于女性的力量的故事。Me Too运动、脱口秀中有关性别议题的发声、社交媒体中女性就审美标准、道德伦理、社会规范等认识体验的自我讲述，其意义在这一点上充分彰显。而改变是权力之网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在主体自觉之外，是否能够形成广泛的社会联合基础、获得实际的制度和司法扶助，都成为女性发声的网络支持。

走向性别解放与平等，既是对男权文化观念的解构，又是新的价值体系的建构，可谓一场文化的深层革命，也是一场“漫长的革命”。对于Me Too运动以及女性发声前景，玛丽·比尔德亦持谨慎的乐观态度，在其看来，“距离颠覆那些将女性排在外的、关于权力的奠基性叙事，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