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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还没有听说过《女人所生：作为体验和成规的母性》（Of Woman Born: Motherhood as Institution and Experience (1976)）（而实际上，中文翻译在小编看来还是保守了，英文的Institution在这儿应该翻译成“制度”，即“作为经验和制度的母亲身份”）这本书，那么你错过了世界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潮中的一个重要文本；

如果你还从未了解过这本书的作者阿德里安·里奇，那么你又错过了一道光，一道从母亲身份完成女性主义蜕变的真正的激进、乐观而疗愈的尘世光芒，她是美国诗人和散文家，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

先摘录一段她在《女人所生》一书中的观点，你就能多少了解一下她的酷帅所在：

婚姻是经济上的依赖，是对一个有“自己”孩子的男人的保证；是盗窃妇女的分娩；…管理避孕和堕胎的法律；…否认女性在家里所做的工作是“生产”的一部分：将女性与爱和内疚联系在一起；“全职母亲”的孤单的囚禁；父亲身份的象征性，赋予他对孩子的权利和特权，而他对孩子承担的责任微乎其微；对母亲的精神分析上的谴责……她是不称职和无知的……所有这些都是这个无形机构的连接纤维。

（引自英文原著281-282页，作者：阿德里安·里奇 小编翻译）

以下是亚马逊对她和这本书的简短介绍：

阿德里安·里奇（Adrienne Rich）颇具影响力且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考察涉及母亲的经历和制度。

作为一名女性、诗人、女权主义者和母亲，这种经历是她自己的，但正如她所揭示的，这又是一种由制度决定的经历，以制度形式强加给世界各地的所有女性。她基于个人资料、历史、研究和文学的资料创作了一部具有普遍重要性的作品。

然后再进一步来看看诗歌基金会是如何缅怀和评价她的（摘录并翻译部分文字：Poetry Fundation）

诗人和散文家阿德里安·里奇是美国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里奇的职业生涯跨越了70年，她广泛阅读，作品影响巨大，她一直关注战后美国诗歌本身的故事。她最早的作品，包括赢得著名的耶鲁青年诗人奖的《世界的改变》（1951年），在形式上是精准而高雅的，但她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作品上表现得日益激进，这表现在无论是她的自由诗形式、女权主义还是政治内容上都如此。卡罗尔·马斯克-杜克斯（Carol Muske-Dukes）在《纽约时报书评》上总结了里奇的蜕变：里奇一开始是“叶芝和奥登、妻子和母亲的礼貌模仿者。她在生活中（以及她的诗歌中……）从年轻的寡妇和不再幻想的形式主义者，到精神和修辞康复者，再到女权主义领袖……以及新定义的女性文学的元老。”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诗歌成为了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的核心文本。

阿德里安·里奇1929年出生于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她的父亲是著名的病理学家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授。她的母亲以前是一位钢琴演奏家。里奇的成长过程主要是她父亲对她的智力抱负，里奇在学术方面表现出色，获得了拉德克利夫大学的学位。1953年，她嫁给了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阿尔弗雷德·康拉德。他和里奇育有三个孩子，但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里奇的政治意识觉醒，他们的关系开始破裂——她后来说，“做母亲的经历最终让我变得激进。”里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作品开始显示出这种激进化的迹象。1966年，里奇举家迁往纽约，这一时期的创作包括《生活必需品》（1966年）、《传单》（1969年）和《改变的意志》（1971年），所有这些作品都以松散的线条和激进的政治内容为特色。大卫·祖格在《诗人与评论家》一书中描述了里奇作品中的变化：“这位艰苦而高雅创作诗歌的20岁诗人，渴望‘成熟’地接受他们所被给予的这个世界，她成为了一位……具有预言性和‘远见卓识的愤怒’的诗人，在一个‘没有空间/成为我们梦想的人’的世界里，她无法感到宾至如归。”

康拉德于1970年去世，六年后里奇与她的长期伴侣米歇尔·克利夫同居。同年，她出版了备受争议、颇具影响力的散文集《女人所生：作为制度和经验的母亲》（1976）。继她的代表作《潜入沉船》之后，这本书确保了里奇在女权主义万神殿中的地位。里奇因其对男人的苛刻描绘而受到一些人的批评；然而，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作品常常被认为是她最优秀的作品。Erica Jong女士在诗中指出，“Rich是为数不多的能够在诗中处理政治问题而不让这些问题退化为社会现实主义的诗人之一。”在标题诗中，Jong也否认Rich是反男性的。这首诗的一部分写道：“我在这里，黑发如激流的/美人鱼，满身盔甲的雄人鱼/我们无声地绕沉船转圈/我们潜入货舱。/我是她：我是他。”Jong评论道：“这位陌生的诗人幸存者携带着一本‘神话书’，书中没有出现她/他的‘名字’。这些都是古老的神话……使两性之间的斗争永久化。里奇的双性恋形象中隐含着这样一个想法，即我们必须书写新的神话，创造新的人类定义，这不会美化这一愤怒的鸿沟，而是治愈它。”

Goodreads上读者对《女人所生》一书的好评度很高，达四星以上，故摘选和翻译几条参考如下：

五星：所有女性的必备读物，无论她们是否选择了做母亲的道路。这种对父权制作为制度化母亲身份的方式的深刻见解，看到制度将妇女困在标准、理想和经历中，使父权制和对我们女性的控制永久化。我可以一直说下去，我是一名临床医生，已经发现我的许多母亲身份患者的问题并不是因为养育孩子本身，而是因为父权制及其与父权制的关系。

五星：丰富的细节讲述了当人们从母系社会或平等社会过渡到父权制时，母性和生育是如何被征服的。她追溯了父权制是如何大幅降低女性的角色和价值的，以及分娩是如何从助产士那里被“偷走”，而且变成一种“医疗程序”的。

Rich显然对这一切感到愤怒，考虑到她成长的时代，这是可以理解的。请记住，这本书写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如此，愤怒只是偶尔浮出水面。对于任何一个努力在“母亲”或“没有孩子的女人”的角色之外定义自己的女性来说，这本书都是一本优秀的、赋权的书。她的观点是，“为什么我们要用她们没有的东西而不是她们做的事来定义不是母亲的女性？”听起来是对的。我们已经被还原为我们的生殖能力的总和。

近几十年来，情况一直在改善，但取决于一个人生活在哪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作为一个努力将母亲身份添加到对自我的定义中（而不是使之成为自我的定义）的职场妈妈，我发现这本书非常解放和赋权。我还读过几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但这本是最好的。

一星：我这本书还只看了一半。我可能会看完，但我还不确定。虽然这本书受到了许多女权主义者的赞扬，其中许多人的我都读过，但我不喜欢里奇在写母亲时的语气。虽然它分享了真实的经历，我对此表示赞赏，但它也倾向于妖魔化“母亲”。她在一节中写道，成为母亲本质上是女性的权力之旅，也是行使控制权的一种方式，这让我特别反感。作为一个母亲和一个女人，我对此感到愤怒。虽然我可以看到一些父母（不仅仅是母亲）的情况，但绝对不是所有母亲的情况。

书中试图揭示女性作为母亲的一些更痛苦的经历的部分，以及她讨论女性与母亲的关系如何影响育儿的部分，都很有趣，有时甚至很有价值，但在其他时候，这又有点妖魔化。

如果我能看完这本书，我会再来更新我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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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我们“女性和媒体”读书会很荣幸地邀请到一起读书的老朋友、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传播学在读博士林之舒来与我们一起分享这本书的内容，那些十分具有洞见的观点。同时，一直关注乡村女性主义，身为母亲，自己也在耕耘女性主义的公众号，不断在女性主义道路上学习和探索的教师吕侠也会和我们分享一些乡村的问题和故事。让我们8月再次在云上展开思想激荡，反思母亲身份背后的机制，为了更好的生活！期待你的现场探讨和参与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