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沙龙的录音：

2024年3月9日10:30在东山口云上咖啡艺术会馆，邀请到梁凤莲老师和周会凌老师，分享现代广东女性的形象和文化发展：从“自梳女”、“红头巾”到“西关小姐”。 这次活动有关广州近代女性话题，第一个想到的最佳人选就是梁凤莲老师，梁老师对广州有很深的研究，分别写有《东山少爷》，《西关小姐》，《羊城烟雨》，《文化的原乡》等反应广州文化的小说或著作。工作繁忙的梁凤莲老师两年前来云上做过分享，这次听说是三八女性话题活动便爽快答应下来。整个活动两个多小时，线下20人参加，网上直播819参加，获得大家好评。

广东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地方，自古以来就有着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女性形象。从 “自梳女”、“红头巾”到“西关小姐”，近现代100多年来，广东女性形象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出了不同的轨迹和特点。

自梳女

未婚女子模拟婚礼，将自己的头发“梳起”盘成发髻，以示终身不嫁，独身终老。这一仪式称作“自梳”，这些立誓选择独身生活的女性被称作“自梳女”。这种风俗兴于明代，盛于清末民初。“自梳”之风，主要流行于珠江三角洲一带，广州、番禺、南海、佛山、中山、肇庆均有，而以顺德最多。这与顺德的蚕丝业全国有名，曾经是广东经济的支柱有一定关系。现今国内最大的自梳女博物馆是 1951 年建于顺德均安镇沙头村的冰玉堂。

据研究资料显示，近代以来的新闻报章、地方史志，以及通俗读物中关于自梳女的叙事有多种模式。首先是作为岭南地区奇观叙事，将“自梳“这种偏离主流婚嫁文化的奇特风俗进行展示与品评，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其次是独立女性叙事，研究者往往将分析的着眼点转向自梳女的经济生活方面，从反封建、反夫权压迫的角度对自梳女在经济自立基础上的拒婚行为的进步性表示欣赏与赞许。第三是组织化劳工叙事，华南地区兴盛的家族文化与自梳现象之间的关联受到关注。在20世纪30年代，广东缫丝厂内女工中，十有七八为自梳女。第四是爱国爱家叙事，突出了自梳女对家族宗亲的资助、对乡梓乃至国家的贡献。如据顺德沙头村的自梳女亲属黄松开讲述，他的大姑在国家解放浪潮时，曾借资顺德独立团团长黄有权购买枪支弹药解放顺德，为顺德解放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

从关于自梳女的口述史文献中来研究自梳女的自我叙事，会更为全面的了解她们选择“自梳”的原因，从而更为全面的了解这一独特的女性群体。首先，为了分担养家责任。这些女性往往幼年家贫或父母早亡，自己不得不放弃出嫁，留在家中从事劳动，取代或辅助父母养育弟妹。如一位年迈的自梳女对自己辛劳一生的总结：“我一辈子做了别人两辈子的事!”其次，为了反抗盲婚哑嫁的婚姻方式，从而以决绝的方式获得自由选择个体命运的权利。第三是地方文化观念的限定。即所谓“跨头不便，阻头不祥”的风俗，也就是长兄长姊未结婚的话，弟妹不能打乱次序先结婚，否则不吉利。第四，有些女性是自愿通过自梳来回避婚姻和生育，获得独身自由。最后，还有一些富裕家庭中的女性为逃婚抗婚而自梳，但数量很少。

红头巾

中国近代史上曾有三次人口大迁徙，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这三次大迁徙是属于民间的自发运动，其中，下南洋是规模最大、路程最远的一次跨国大迁徙。而“红头巾”就是下南洋大潮中一支独特的女性力量。

“红头巾”特指历史上的一群广东三水地区的农村女性。这群来自农村且文化水平不高的三水女性在新加坡只能从事几乎不需要技术却最劳累的建筑工地泥水杂工等工作，她们统一蓝衫黑裤，脚穿旧轮胎自制的“皮屐”，头戴红布头巾。而红头巾的作用，主要是用来遮阳、挡雨、防尘。同时，在工地工作会有一定的危险，红头巾醒目，能提高工友的注意，避免高空抛物造成意外伤亡。在中国传统文化心理上，红色代表吉祥。

除了红头巾，其实还有人数较少的蓝头巾，主要来自广东花县和清远地区。无论是红头巾还是蓝头巾，她们都参与并见证了新加坡的国家发展。

从 20世纪 20年代开始，人数渐增的红头巾逐渐成为新加坡建筑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为新加坡的城市建设作出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新加坡最高的亚洲大厦和著名的高等法院等建筑物都凝聚着她们的汗水。1986年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没有 “红头巾 ”女工，50年代高楼建不成》的文章，肯定了红头巾对新加坡市政建设的贡献。新加坡中小学教科书里关于红头巾的介绍，邮政局也发行过红头巾纪念邮票等。红头巾们吃苦耐劳的精神被新加坡社会誉为“红头巾精神”。

红头巾们在逆境中自力更生、任劳任怨、不屈不挠的精神，展示着中华女性开拓进取的民族精神，并以此赢得了崇敬，成为了在海外被尊重、认可的中国女性形象典型。

另外，从某种意义上看，红头巾是闯出“第三条路”的娜拉们。据研究显示，三水“红头巾”

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原因：首先，广东北江河畔的三水，因北江、西江、绥江汇流而得名，此地水域发达，人们依水而生。但20世纪上半叶的三水在连年战乱中经济衰微，水利失修，致使洪涝灾害频繁，妇女不仅要操持家务，还要为生计拼命干活，劳动强度甚至超过男性。其次，封建礼教压迫下的婚姻、家庭问题促使妇女们选择离开家乡，远渡重洋求生成为众多受压迫女子的选择。这些女性在时局和封建礼教的双重压力之下，漂泊海外谋求新的生存机遇，再加上当时新加坡对女性相对宽松的移民政策为她们出洋提供了便利。

红头巾从事的是最苦最累的建筑行业，表现出这一女性群体身处异乡求生的无奈和艰难，更凸显出她们的坚韧和顽强。

正如有学者指出，当年的新加坡，尤其是牛车水，人口稠密、经济繁荣，酒楼、戏院、烟馆、妓院随处可见，私会党（黑社会）横行，生活在那里的年轻女性要面对各种压力和诱惑，红头巾们能洁身自好地凭借个人的双手劳作生活，是非常难得的。更让人对她们心怀敬意的是，她们身上还有着对独立和自由的追求，对封建礼教的反抗。

1923年，鲁迅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上发表《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认为“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而三水红头巾却以自立自强打破了鲁迅对女子从旧式家庭出走后的命运预言，在逆境中闯出了“第三条路”。

红头巾以独特的下南洋经历丰富了20世纪早期中国女性的生存经验及人生样态，她们在逆境中求生存、自强不息的精神，依然值得我们学习和传承。

西关小姐

西关小姐是清末民初至20世纪30年代居住在西关一带，出身富裕人家，接受当时开放思想教育的知识女性，西关小姐也是新女性的代名词。她们具有独立个性、自我意识、事业追求和服务社会等现代城市文化提倡的价值观念，显现出独特的文化意义和先锋价值。同时，这一群体也凝聚了人们对于都市文化的现代性想象。

西关小姐这一群体并非一开始就是时代新知识女性的代名词，而是在时代的进程、现代知识启蒙的过程中转变成型。旧时西关小姐是衣食无忧、知书达礼，“三步不出闺门”的传统大家闺秀形象。她们是因为学校教育浓厚的现代启蒙色彩，如新思想的熏陶和正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才真正成为具有现代职业技能、人格独立的现代新女性。因此，今天重点谈一谈女子教育的兴起这一西关小姐群体形成的众多因素中的决定因素。

近代西关小姐的出现，是源于中国近代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制走向民主的社会大背景。广州便捷的水路交通带来了西方的先进文明，一口通商带来了繁荣的经济优势，远离京都的地理位置使得民众思想更为解放，西学东渐之下新式学堂的兴起，带来了女子接受教育的机会。

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开始以建立新式学堂、提供西医服务、成立慈善机构等举措在广州广泛传播西方宗教。其中，西方教会开办女学对清末民初广州女子学校教育的兴起与发展起到较大影响。教会学堂的兴起，引起了国人对女子教育的重视，在维新人士的大力推动下，广州的女子学堂陆续建起。

一方面，广州女学的兴起和发展，与近代中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相辅相成。出于当时形势的需要，广东的妇女军事教育表现之一是让中等以上学校女生参加救护训练，与此同时，广东当局还比较注意女性护士教育。这也是为何很多西关小姐创办医护学校，并通过医护工作，辅助革命进行的原因。另一方面，清末民初广州女子学校教育讲求实用，尤其重视职业教育。这引导女性挣脱了家庭的束缚，造就了一批职业女性，从而提高了女性自身的素质和社会文明程度。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西医张竹君，还有名医梁焕真，我国妇产科学界的泰斗梁毅文等，她们都是西关小姐中的佼佼者。正是教育——就业这一链条赋予了女性新的社会身份，造就了西关新女性群体。

西关小姐以群体的形象集中体现和代表了时代前进和潮流的方向，代表着广州女性解放的先声，也成为了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综合符号。

随着社会的发展，百多年来广东女性的形象也在不断演变和进步，但是，她们追求梦想、不受传统观念束缚、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为城市发展贡献力量的精神气质始终没有变。广东女性既继承了传统美德，又融合了现代女性创新的特质，呈现多样化和多元化特点，在各行各业展现了她们独特的魅力和风采。

对谈嘉宾：

梁凤莲：广东省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员(专技二级)、一级作家，暨南大学文学博士、多伦多大学东亚系博士后，广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全国三八红旗手。至今已出版个人著作36部，理论研究类专著有《百年城变》《文化的原乡》《江海明珠》等；文学类代表作品有系列长篇小说《羊城烟雨》、散文专集《广州散韵》等。

周会凌：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当代作家评论》《文艺争鸣》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并完成省部级项目5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