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环境保护的问题在中国越来越引起注意。在关心环保的人群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我们今天采访的对象柴育卉女士就是其中之一。她是环保公益组织pta植物联盟的联合创始人之一，曾任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商务外交官四年；美国塔夫茨大学佛莱契法律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硕士。此外，柴育卉还是靠恩商业咨询中心创始人兼CEO。

在采访中，我们询问了环保NGO在中国被接受的程度；作为女性有没有遇到工作上的困难；在美国的生活和学习经历给她在中国做环保的工作带来什么影响等问题。11月正值联合国第29届气候大会在阿塞拜疆召开。我们希望这个采访能够给大家提供中国女性参与环保工作的一个视角。

对于环保这个议题，您感觉在多大程度上被中国民众所接受？

柴育卉: 自从疫情以来，环保问题在中国甚至整个亚洲地区得到越来越多民众的关注。国内近几年在加快出台鼓励资源回收再利用的法规，上市公司在 ESG 的信息披露上也在加快前进的步伐，特别是在一线大城市，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日常生活和消费的同时，会关注如何与环保有交集。在中国周边，我们看到连续两年的联合国气候大会都在亚洲地区举办，推动商业可持续发展和转型的就业岗位也在亚太地区的几个最重要的都市如火如荼的发展。 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环境与可持续发展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

在做pta联盟的时候，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柴育卉: 我个人体会到的困难在于如何能够让做出来的项目符合目标群体的内心真正需求。我们这几年也在逐渐摸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很高兴看到越来越多的志愿者朋友们能够参与进来，让我们看到目前社会上的哪些群体会特别关注哪些议题，以及大家更愿意接受的参与方式会是什么。

另外一个大的困难就是ESG 项目是否能够在实践中完美的遵循三重底线原则，也就是社会底线、环境底线还有市场底线的三重底线原则，这是个非常挑战的事情。

作为女性，您在中国开展NGO的工作，有没有遇到阻碍？尤其是您在性别上的阻碍？参与您的项目的学员中，一般都是什么样的背景？女士居多还是男性居多？

柴育卉: 其实在中国从事 NGO 工作的女性在性别占比上是有很大优势的。性别问题并不是在中国从事NGO工作的阻碍，这个阻碍来自于其他方面。从我们自己的pta社区来看，项目发起人、运营者、核心志愿者其实都是以女性为主。甚至不少女性朋友们在我们的社区里找到了中年人生事业转型的机会。

您在美国生活和学习了好多年，您觉得在环保这个领域，两个国家有什么相似之处？

柴育卉: 我在纽约工作期间，出于工作需要，我读了不少纽约当地以及美国经济发展和工业社会变迁历史，了解到纽约哈德逊河如何经历了大工业时代的污染转变到今天的巨大变迁。后来离开外交官的岗位，到波士顿求学期间，通过参与《全球航海史》课程的社会实地考察，我了解到美东历史上的沿海纺织工业重镇Bedford市经济发展转型的艰难过程。直到今天，当地19世纪中晚期到20世纪上半叶跨大西洋辉煌纺织工业留在地下水系统中的有毒污染物质仍然困扰着当地居民的饮水和饮食安全。

自己在美国亲身经历过的一系列问题，实际上可以看出像美国这样一个二战后石化工业文明巅峰的国家，享有所有物质文明最高的成就。但恰恰是这种线性的工业经济的发展模式、竭泽而渔的商业模式、消费主义的社会文化，给美国的自然、环境、社会，以及政治治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果这种极度物质化的价值观应用到国家和国家之间，成为国与国之间沟通的一个准则，这个国际交往的规则是不是就会建立在一种“你死我活”的丛林法则？

我们讲了这么多资本主义当前面临的系统性危机，如何去改变、如何去应对？很多学者、有识之士、政治人士他们都在思索同样的问题。

我从塔夫茨大学弗莱彻国际关系学院毕业之后的记者历程更多的是从金融科技变革的角度分析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和金融体系里的创新性、革新能力、以及风险抵御能力。而在深入对这个领域报道后，我逐渐发现，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体系，其经济风险抵御能力以及创新革新能力的提高仅仅依靠技术驱动和革新已经远远不够（详见《我为什么要在中国推动商业可持续转型》一文）。解决资本主义的系统性问题就要回到商业价值体系里来，如何去重构商业价值增值的体系，如何把我们当前在社区、城市、社会、国家、环境、经济生活里等等方方面面的问题，通过三重底线的原则（三重底线的原则是环境的底线、社会的底线、经济的底线），去重构我们的资本主义系统，去给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提供一个解答的方案。

现在，在联合国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里，在国际公认的SASB会计体系准则里，在重要性评估体系当中，都强调要基于社会底线、环境底线还有市场底线的三重底线原则。我们pta植物联盟也构建了一套自己的三重底线，其实就是情感、理性跟实践的三重底线系统。这两套三重体系其实也是pta植物联盟来去做各种各样的活动所秉持和贯穿的理念，比如，我们曾推动从线性经济向循环经济转型的可持续时尚项目，我们的绿色成长营的培训项目，还有我们曾与美国的WholeWorks公司一起在亚太推动的LST可持续转型领导力培训项目，以及我们其他媒体的项目，其实都是持有非常相同的理念，我们希望能够和大家一起共同努力，来应对和改变我们现在系统性的危机。

回头看pta的工作，这个组织哪方面的工作最让您欣慰？对于这个组织的未来发展，您有哪些设想？

柴育卉: 在美国的这些环保学习和个人体会也让我意识到，社会的改变与进步离不开运作方式灵活、能够更加接地气的非政府机构组织的积极参与，个人对于社会进步的意义和价值，在不同性质的机构中，会有不同角度的呈现。无论是公共事务机构，私营机构，还是非政府机构，对于每个人的自我丰富灵魂的呈现，都有不同的意义和价值。而我们每个人，也许就要在有生之年，多去尝试，从不同角度和不同纬度，为社会集体的进步留下一些个人的印记吧。

发起这个平台并且运营项目对我个人而言开启了在环境可持续领域的事业起点，特别是我投身于商业可持续发展和转型 以及ESG 行业的契机。在这个过程中，我有机会认识了全球在这个事业领域的前辈，并且以他们作为我前进的榜样。

在这些前辈当中，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Hunter Lovins。她和前夫Amory Lovins是美国新能源发展的公共政策领域的奠基人，共同创立了落基山研究所；20年前，她被《时代》杂志授予“地球卫士”的称号。同时，她还运作着自己的环保可持续发展研究机构Natural Capitalism Solutions，专注于再生牧业、再生经济、以及一体健康。同时，她还创立了一支专注于ESG（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投资领域的ETF（交易所交易）基金。她不仅笔耕不辍、著作等身，还在纽约知名文理学院巴德学院的商业可持续MBA项目担任常任教授，传播商业可持续转型的理念与商业实践。在类似“世界经济论坛”这样全球各地政要商界名人汇集的场合里，她常常被邀请来向决策者们传播社会可持续转型和发展的理念。而她最让我钦佩的是，毫无一丝一毫的精英名家做派，不仅出行饮食起居安排极为节俭，也非常关注在商业可持续转型领域的后辈绿色小芽们的成长，对于pta这样跨区域、跨文化运作的后起新秀机构，她总是尽力去配合，协助一步步向愿景迈进。这一点倒是与我在美国这么多年接触过的这些大家、大师、精英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很期待看到 pta 植物联盟未来能有更多有热情、有意愿投身与环境可持续领域、有热情向国际社会展现风采的朋友们来参与 pta植物联盟线上和线下的活动。